民营油企望纳入国家商业储备

专门机构型指设置专门的机关运行保障事务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指导相关工作。

新行政法学理论指出，行政法应当以资源有效配置和行政效率提升为新任务，以改革行政组织法的内在规制结构和帮助行政机关作出正确行政决定为目的[9]（P12-20）。在形成行政法律责任和行政内部监管责任一体的行政责任体系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条款的刑事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令《传染病防治法》成为每一个社会主体易于理解和支持的法律，并在危难之际将其作为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监督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主张行政、民事赔偿责任，指控刑事犯罪行为。

这在《行政处罚法》的立法规定中得到充分体现。对于新冠肺炎中人民群众所质疑的政府失灵问题，法学学者更需要从法律失灵的角度去反思问题所在，寻求法律规制的完善进路，切实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因此，行政责令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明显区别，应当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范畴。健全行政责令制度后的《传染病防治法》将体现出新行政法的先进理念，更加凸显社会治理能力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卫生治理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关于行政责令法律责任的规定由1989年的1个条文4项内容增加至12个条文31项内容，构建了以责令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法律责任和以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责令体系。

《传染病防治法》中对于行政责令的规定有14处，其中一处规定在分则监督管理一章第57条第2款，规定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下级卫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应当责令纠正或者直接予以处理。允许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有利于杜绝行政责令溢出法定职责导致职权滥用，进而更加周全地保护社会经济主体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高效行政。{29}[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但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对混合政制的特征和构成进行了阐释。{13}（P.16）它也是后来卢梭所指的国家真正的宪法，即这种法律既不镌刻在大理石上，也不镌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心里。比柏拉图更细致的是，亚氏把混合政体区分为两种，即共和政体和混合贵族政体。在constitution的含义上复兴了西塞罗所推崇的共和政制的基本法律构造，用他的话说，每一个政府的基础和中心就是它的基本法律。

[23]这些宪法在当时即称之为constitution，它的涵义被确定下来。{24}（P.147） 潘恩的宪法概念主要是建立在美国和法国宪法典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击当时英国保守派柏克等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宪法的激烈批评。

如果说18世纪末期至20世纪前期，在世界各种语言中，我们还能抽象地找到宪法概念的共识，那么20世纪中后期以来，我们就很难在各国之间找到宪法概念的共识。{13}（P.224—225）[19]1733年具有反拜古主义倾向的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就在现代的意义上定义了英国式宪法（constitution），他认为：在更为确当的意义上讲，宪法（constitution）意指法律、制度和习惯的集合，它源于某些不变的理性原则，服务于某些确定的公共幸福目标。在古希腊，politeia作为政体的概念较早由古希腊政治哲学家确立。其次是17至18世纪欧洲政治哲学家或思想家对宪法（constitution）或根本法的提炼和总结，以及赋予宪法实体的设想，逐渐使宪法概念明晰化。

但我们看到的是，词语作为符号往往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变化的是概念和意义。{14}（P.61）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中世纪被称为宪法或根本法的原则或规则并非现代意义上，它们被认为是根本的，往往基于较为复杂的理由。你是他们忠实的君主，他们是你忠实的国民……这就好像一条纽带，纽带的一头是君主对国民应尽的保护义务，另一头是国民对君主应尽的服从义务。二是从拉丁语constitutio一词追溯到希腊语词politeia[3]，认定constitutio一词的含义是在继承politeia词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并具有相同的基本内涵。

[12]constitutio所指法律的权威性，源于创制者的权威性。{6}（P.199—200）对于混合政体如何建立，亚氏指出，无论是共和国政体还是混合贵族政体都可遵循三种不同的原则：第一种原则是同时采取平民和寡头政体的两类法规，第二种原则是把两类法规折中而加以平均，第三种原则是在寡头和平民政体中都选择一些因素而加以混合。

例如，无论是英国还是在法国，人们把某种不可追忆的习惯称作古代宪法的意图，可能只是想从其称号中取得现实的法律约束力，也可能是证明古代的某种法律应免于今日的主权者干预的理由之一。{22}（P.15）最后是北美殖民者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把传统的宪法（constitution）或根本法经验和思想运用于立法，产生出现代宪法的实体，从而最终确定了现代宪法的概念。

而美国和法国式的宪法概念继潘恩阐发后，几乎成为19至20世纪前半叶思想家和学者普遍遵从或接受的概念。库克在指控时称：凡受托行使保护和维持人民安宁大权者，其权力本是人民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赋予他的，一旦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伤害人，则根据该国法律应将其视为人民公敌并被处以最严厉的刑罚以警戒后人。在17世纪，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生活中，宪法（constitution）一词在多种场合使用，但它的词义仍然与英国本土一样并不确定。国民有召集国民会议以讨论国事的权力，等等。它们有一种旨趣是共同的，即力图赋予对其指称的对象具有根本性或权威性的意涵。{6}（P.200—201）如果从亚里士多德对politeia一词所指的理想类型来看，它仍然指一种各阶级或阶层的人皆能参与其中，并能分享政治权力的混合政体。

要是不拥有这些成分的共同体，那么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治理。只要在宪法中表明，所有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并且是按照人民意志的行使，它们就是值得信任的。

{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17世纪40年代前，有一种变化的迹象表明，宪法（constitution）的语词已经摆脱了国家政治组织结构的含义，专指一种限制王权的政治惯例。

[4]所以，对宪法概念古代萌芽时期的前概念的寻找，我们不得不抛弃近现代以来宪法被高度规范化的因素，只能从词语语义演变的链条上把握其概念的意涵。[6]他在定义中说：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

也就是说，它的所指虽不同，但概念上的连接点仍然存在。如基佐所述，这些法律属于封建时代。从其所指来看，无论是正宗的政体还是变态的政体都被涵盖其中。具体而言，现代宪法概念在北美殖民地的生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传统的宪法constitution或根本法观念在北美殖民地生根发芽阶段。

{25}（P.317）潘恩以美国和法国宪法为据，进行了回击：宪法不仅是一种名义上的东西，而且是实际上的东西。英国式的宪法概念在19世纪以来被英国的宪法学家或政治思想家如白芝浩、戴雪、詹宁斯、布赖斯等人以不同方式进行揭示，但我们知道的仅仅是英国宪法的大意或轮廓。

{24}（P.147—148）宪法显然只有建立在全国人民的基础上才配称宪法。但是，现代宪法概念所具有的基本内涵主要不是由西塞罗的constitutio概念所提供的，而是在西塞罗之后，constitutio概念在继续演变中逐渐生成的。

它的存在不是理想的而是现实的。于是，一种宪法概念史研究的独特维度便呈现出来，即宪法语词的含义的流变维度。

1648至1649年间，在指控查理一世罪行之时，多种法律文书指证国王违反基本法。一个词语被概念化后，在使用者那里，它的含义也就固定了。{3}（P.115）constitutio这一概念的新意义的生成，首先是语义域的转移，即罗马帝国时期，它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法律领域。这样，不少新兴的成文宪法抛弃了对政体的特殊追求，几乎可以赋予任何一种政体的尊崇。

它之所以具有稳定性，是因为在这种政体中每个公民都被稳定地安置在自己应处的地位，因此不存在可以引起变更的原因，也不存在它可以趋向崩溃和毁灭的政体形式。共和政体是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混合，它混合了富人和穷人，兼顾了财富和自由。

在基督教世界，教会从罗马法中借用该词，指代整个教团或某特定教区的教规。Politeia（政体）要比法律更为根本，它是一切法律的根源。

说如果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可以创造出法律，并且改变大英王国的基本法律原则，那么我就不知道英国还有哪一个国民能保证自己的性命无虞或者其他原本以为属于自己的一切事物的安全。因为由120条构成的《基本法》的最后一条明确规定：这些基本法，包括120条中的每一部分，都应该并永远成为卡罗来纳神圣和不可改变的体制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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